年终盘点| 2024年中国基督教观察：五大趋势与两大挑战

1980年改革开放后，宗教信仰自由的基本政策重新落实，中国基督教经历了一个从恢复到发展，再到复兴的过程。这个过程中，中国教会的存和发展经历了几个不同的阶段和转型，比如从农村教会到城市教会，从家庭式聚会到堂会制，从放养制到牧养制等。

2018年，新的《宗教事务管理条例》生效，加之城市化已经开始进入下半程等各种综合因素，中国教会再次逐渐进入一个新的转型期，尤其是2020-2022年的新冠疫情加剧了这一需求。

2023年是三年疫情后社会生产和日常生活开始全面恢复的第一年，教会也是如此，无论是实体聚会还是各类事工，都开始重新活跃起来。2023本平台年底盘点时已经发现：虽然仍旧延续了过去许多相同点，但中国基督教逐渐开始呈现出许多和疫情前非常不一样的样子——它已经在发生着深远的变化。

2024年的中国基督教仍旧处在这一转型期的延长线上，许多新的发展趋势更加凸显和显露出来，这些共同为中国基督教的未来探索着许多新的教会形态，塑造着一个新的生态环境。

以下是本平台所观察到的2024年中国基督教的五大趋势和两大挑战：


五大趋势：

1. 牧养从粗放式到精细化：深度牧养成最大时代需求

最近几年，“精细化牧养”这个词被许多重视牧养的基层教会提及得越来越多。而与之对比的词是“粗放式牧养”。

过去几十年，我国的经济发展经历了一个从粗放式/外延式的经济增长方式到集约式/内涵式的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是指主要依靠增加生产要素的投入，即增加投资、扩大厂房、增加劳动投入，来增加产量。这种方式消耗较高、成本较高、产品质量难以提高、经济效益较低。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是指在生产规模不变的基础上，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改进机器设备、加大科技含量的方式来增加产量。

中国基督教的发展一定程度上也呈现出类似的趋势。1980-2010年间，中国教会处于原始成长和积累期，无论在农村教会复兴期还是城市教会兴起期，只要具备“有场所、有聚会”这两个基本要素，在教会和人数上都能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但伴随着教会和社会的发展，2010年后这一模式已不再明显有效。

一位在华东某市牧会多年的春雷牧师分析了中国教会过去几十年发展的机会以及目前面对的严峻形势。他对比说，过去20年，上帝给中国教会的机会是只要你建立教会、只要你福传，教会就会有发展，但现在的情况是，小教会弄一群人讲道，讲完道各回各家，大教会弄一群更多的人讲道，讲完道依然是各回各家，根本不存在牧养，因此，信徒有一大推问题都解决不了，从而变得麻木了，对上帝、对真理、对任何东西都不抱有希望，他们觉得他们遇到的很多问题教会解决不了，上帝也解决不了，那只能自己解决；而对西方教会若有一定了解的话，会知道她们对信徒的牧养是深入到一个人的方方面面的，这个人的工作、择偶、家庭、教育、投资等等都会得到牧养，中国大部分教会的现状只是礼拜天等一些时间点的聚会，但真实的情况是信徒除了他的信仰生命需要被牧养外，他的人际关系、夫妻关系、亲子关系等等都需要被牧养。

他总结过去20多年的牧养是一种“填鸭式教导”，而现在需求已大为不同。他说：与过去填鸭式教导不同，深度牧养是上帝给当下中国教会的发展机会。

总结而言，中国基督教当下在牧养上整体面临的二大需求和挑战是：
(1）为整体会众提供体系性牧养；
(2)  根据人群定制精细化牧养（如单身、家庭、职场）。

2. 强调职场基督徒的潜力：这个时代的最大禾场是职场

自1974年开始的世界洛桑福音大会几十年来一直尝试为全球福音派指出宣教的发展方向。2024年9月在韩国仁川举行的第四届洛桑大会提出两点在宣教上要做的转变：第一是强调合作而非竞争，第二就是要意识到职场基督徒的潜力。洛桑全球执行董事吴英锡博士说：“基督身体中有许多美丽而有效的部分，它们被精心装备，并被战略性地派往世界各国社会的各个领域。他们占基督身体的 99%，他们在职场中有各种职业，比如是艺术家、技术专家、运动员、律师、咖啡师等等...长期以来，我们忽视了对占教会 99% 的这些成员的委任、培训、祝福和装备，而实际上，他们与我们试图接触的人群并肩而立....面对职场的基督徒，我们之前说：我们不需要你，但是其实我们需要。”他强调说，如果我们可以发挥职场基督徒的潜力，我们可以发挥比现在99倍的能量。

事实上，这并非是最新的发现和尝试。过去10多年间，伴随着城市化的进程，中国教会越来越体会到职场基督徒的重要性，因为这个人群占据了被牧养的人群中的大部分比例。

曾经，中国教会受基要主义和二元论影响，圣俗二分观念严重，对于社会和职场都较为忽视。“你爱主就要辞掉工作服事，否则就是爱世界，不爱主了”就是这样一种流行的观念。但在实际牧会中，城市教会发现这样的观念需要革新。

广东一位做过全职主任牧师、带领数百人教会10多年的牧者在重返职场后发现，今天的中国教会要重新定义禾场。在他看来，职场是当下不可忽略的禾场。他说：“现在的大环境需要牧者们思考事奉的路该如何调整，从前我接触的人全都是基督徒，但是我认为要扩张服事的认知境界，就需要重新定义所事奉的禾场与理念，牧者可以进入商业职场，先去成为他们，然后带他们来到上帝面前，最后让上帝亲自去改变他们。

华东一城市教会牧者保罗弟兄提到他和其他弟兄教会们经过过去几年的研究和思考发现：这个时代的服事是在职场，他还特别强调，是“牧者”（而不是信徒）要从四面墙里走出来，被世人信服。

他分享说之所以认为这个时代的服事是在职场，主要是从两个角度——处境化、道成肉身——进行了考虑。从处境化角度来讲，教会和一些社会性的服事需要分开、独立去做，否则对双方都不利。这也是使命性教会的一种模式，即用社会化的方式让信仰进入到社会当中。从道成肉身的角度来讲，他提到圣经的记载，上帝在肉身显现，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对此他强调说：“我们现在缺的就是被世人信服，你每样事情做出来让大家心服口服……你要让他信服，首先你要用他的方式，不是用我们的方式。”

“如果今天的中国教会回归到上帝对教会的计划，就是借着教会……让教会像初期教会一样改变社会的信仰进程的话，那她就不能离开世界。”

3. 更多神学本土化实践：一线牧会和神学教育的探索

基督教神学的诞生从使徒保罗开始，其动力和目的在于宣教和护教。而神学教育则是直接关系到教会人才的培养和持续发展的动力，显得至关重要。过去40多年来，中国教会从简单的学道班、圣经班、神学班等开始一步步发展出体系较为健全的神学教育，尤其是近20年来，学习和复制以西方主流学院式的神学教育成为主要的模式。

但愈来愈多的中国教会在一线的牧会和开拓中发现，这种西方学院式的神学教育直接拿来中国教会使用其实有许多水土不服的地方，大多是一种知识与学问的积累，很容易造成信仰知识与属灵生命的脱节、理论学习与教牧实践的脱节。因此，过去几年里面，神学本土化的探索和实践开始兴起。这主要可分为两方面。

一方面，是一线牧会人员把神学普及和教育融入到日常牧养之中。中原一大型城市的植堂牧者韩弟兄相信，学神学不只是牧者和传道人群体的专利，普通基督徒也需要神学，也需要有自己的神学体系框架，尤其是在异端无孔不入的今天。可现实情况是绝大多数教会对信徒的牧养都是碎片化的，不够系统、体系。而且据他的观察，绝大多数教会的主日礼拜出于照顾大众的考虑，很少会在讲道信息中加上神学方面的内容。因此，普通信徒的神学教育就成为了“真空地带”。于是，他在自己的教会透过神学课程来帮助年轻人来体系性的学习神学，并且他还尝试在查经中穿插神学和解经，在中老年信徒中普及神学。

另一方面，是神学教育工作者对本土化神学院校教育和建设的探索。华东某城市的一位牧者胡牧师本身从接受系统的宗派神学院校的院校毕业，并且从事神学教育多年。近年来，他自己与同工在神学教育方面一直探索本土化的实践，比如他要求自己所负责的几十个神学生必须一边在神学院上课一边还要去教会做实际牧养的工作，而不只是成为书呆子；同时很看重师生间的互动关系，专门建立了师生关怀小组，每个老师都有自己定向关怀的学生；并且很注重学员的灵性培养，尝试借鉴中国传统灵修院的做法，要求学生们做好早祷、晚祷、写灵修笔记等信仰基准的操练；他还提出一个很值得尝试的建议，中国传道人可以多读中国经典文学。在传统神学教育中，神学生们大多习惯只去阅读圣经、做好神学、释经类书籍的学习与研究，而忽视我们中国文化的学习。他认为，如果在过去的学习基础上，再加上文化的补充与支持，反倒能更深刻地理解我们自己的文化基因、更好地践行大使命。

除了基层的神学教育实践之外，也有一些神学教育工作者开始探索中国化的神学教育模式。中国教会历史专家姚西伊博士从事神学教育多年，他在今年6月发表的一篇文章《神学教育的中国模式》中探讨了这一问题。他写到：”随着中国教会开始应对国内外新社会常态下的少数群体和流散群体身份，其神学教育也可能很快进入一个新时代。在我看来，中国教会现在是时候批判性地重新思考当前的神学培训模式，探索一种真正中国化的神学教育方式了...中国教会不再像以前那样依赖西方的支持者。现在是中国基督徒承担领导责任，开辟自己未来神学培训道路的时候了。”

“中国教会是否已为此做好准备？就人力和财力而言，我认为是的。”姚西伊写到，“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神学教育的配套基础设施已经到位。需要的是思维方式的转变和愿景的重新塑造。”他提到，就他所了解的，”事实上，有迹象表明，这种情况正在发生。在中国大陆教会中，一群神学教育工作者、牧师和基督教知识分子正在形成新的异象和共识，分享思想，发起项目。”

4. 健康教会观念更为普及 探索更多样化

教会早期发展时期更多考虑的是生存和复兴，但当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教会开始主动评估情况并希望朝着更健康的方向进行建设。

1980-2010年期间，教会处于原始增长与发展期，大多数教会更多关注的是人数和规模等外在的成长，但当人数和规模达到一定程度后，曾经因为发展速度而被忽视或遮盖的许多问题逐渐显露，使不少教会进入瓶颈期或停滞期，出路在哪儿？

由此，愈来愈多的一线牧者同工开始关注“健康教会”的观念和实践。这里的“健康教会”是一种笼统的概念和方向，最开始可能只是借鉴西方教会对这一概念的认识，以及对到底何为健康教会的一种思考。

近年来，“健康教会”的内涵和和讨论变得更加丰富，包含信徒、牧者、教会发展模式等，并且这些层次也逐渐扩展。比如，南方一教会的牧者观察到：过去十年来，中国教会从以前的只讲究“属灵”，到现在的开始关注“全人健康”，这个“全人健康”不仅只是聚焦于普通信徒，还有服事者等。有教会回溯到初期教会，以此为榜样来思考和构建健康教会。也有教会以健康教会为方向展开自己本土化和灵活化的实践。比如北方一位牧者面对着青年团契成员的流失和转型为教会的挑战，立志努力建立一所健康的、能够留住人、能够牧养人的一所教会，因此探索和总结出五点经验：以养育训练为中心、重视敬拜环节、注重祷告、注重大使命，以及核心是帮助信徒，让他们的生命扎根在耶稣基督上，和注重实践——让信仰走入生活，用生活实践信仰。这间教会认为教会是由人构成的，因此，想要让教会健康的话，就必须得有健康的个人，而在个人健康的基础上家庭健康，这样教会更容易健康。

5. 文化和公益事工更社会化 构建公共服务新桥梁

基督教的发展离不开实体教会作为基础，但伴随着实体教会的发展，公益和文化领域的服事会逐渐展开。这些不仅有益于基督教共同体的成长与建造，同时也是基督教服事社会和时代重要的公共渠道。

近年来，伴随着教会生存和发展状态的改变，愈来愈多一线服事人员发现，从当前处境化角度来讲，文化和公益事工需要以更社会化等方式去运作，即去宗教化、专业化的方式。曾经不少教会和基督徒开展慈善公益可能直接的动力是为了分享福音，但这样反而会阻碍慈善公益事工的进一步发展。一位帮助孵化了多个公益事工的G老师谈到自己所观察到的一些教会及基督徒参与社会服务工作不够专业，很容易在前期起步或者发起阶段失败的原因第一点就是发起人动机不纯，有其他目的，尤其是教会和基督徒很容易把做社会服务当做是“传福音”或者希望有更多见证空间的手段，因为不是真心去做社会服务，很容易在看不到传福音的果效时，就失去服务的热情。

从2016年开始从事助医公益的家城弟兄学习过国外的公益机构案例。他说：“一般公益机构的法人独立于教会。面向的服务对象是社会各阶层，不分民族、种族……这才是真正的公益慈善，而不是按信仰类别来确定服务对象。如果分门别类，那不就成了一个宗教隶属的内部机构，失去了公益性质吗？我们提供的服务应该是平等的，做好专业的服务，与他人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我们可以以个人关系性地分享耶稣的爱与信仰，但公益只是公益。”他强调公益机构要独立于教会，他认为：”不能建立了公益机构，又去做教会的工作。既做公益，又传福音，还要搞栽培成长、学神学、做牧师，那这个机构的定位就很不清晰。这是公益机构？教会？神学院？任务太多，都分不清角色与定位了。我们很容易想要的越多、做得越多，却越不专业，也越做越不行。到头来还可能制造出一堆麻烦，带来更多误解。”

文化事工也是另外一个不可忽视的公共桥梁。事实上，因为中国基督教的神学立场较为保守和传统，文化事工在2010年之前是受到明显忽视和误解的，即使在今天基督教界展开的文化事工也并不多，还远远没有达到普及甚至来到繁茂的地步。但因为不少立志于从事文化事工先驱的默默耕耘，不少牧者同工和基督徒开始认识到文化事工的重要性。一位从事慈善事业20多年的张弟兄回顾过去几十年中国教会的发展，自己经历过所谓1980-1990期间中国教会最复兴的时期，只要随意在哪里搭个台子，传道人大声疾呼“信耶稣得永生，不信下地狱” ，可以说简简单单地口口相传，人就自然涌向教堂，教堂爆满。但这样的时期并没能持续，随后的状况就改变了很多，环境越开放，人们的眼睛似乎变得越发明亮、心也变得越发聪明，人们就比较难听得进去了，开始变得非常现实，他们不看也不听，只是在乎你到底做了什么，因此开始进入一个做公益慈善的20年，“应该要成为教会的善行时代。”一晃时间过去了二十年，“现在，我觉得我们要走向另一个阶段了...我们要有文化使命。因为像音乐等文化的东西一样是没有国界的。”

2024年出版了自己的新书《文化和基督》的作者、剧作家姜原来老师过去数十年来一直孜孜不倦地推动基督教文化的普及和发展。他回忆说，几十年前当上帝呼召他作文化工作时，他曾受到教会的批评，因为当时教会认为文化是世界的东西，像异端一样。他除了祷告之外，为了说服自己，也进行了文化与基督的研究，这些研究让他看到文化的重要性，也鼓励他一直前行到现在。直到文化使命被越来越重视起来，有些人才邀请他进行分享，而他也在各地神学院进行“文化与基督”的课程讲解。

他说：“公共领域不仅应该有教会直接宣讲福音的信息，如果条件允许的时候，用教会的话语体系来传讲福音、解经、释经、讲道。公共领域也应该有、并且也需要基督教角度的公共文化。” 而文化对于基督徒而言，就是基督徒创作的物质财富、精神财富和基督徒的生活方式，姜原来强调说，这种文化应该体现在基督徒生活的方方面面，不只是体现在基督徒听道、讲道、读经、祷告和聚会当中，也要体现在基督徒听什么歌曲、跳什么舞、在公共领域展示自己的什么形象上。

二大挑战：

1. 传承危机最为严峻

领导力专家约翰·麦士维（John C. Maxwell）说：“沒有继任者，就沒有成功。”

当下中国教会面临的最大危机之一是传承危机。自改革开放后，中国教会重新恢复，当时兴起的那一代领袖和牧者大多已经交棒。2000年先后，城市教会兴起，那一代的领袖和牧者不少是60后，现在不少也面临着传承和交棒的挑战。不少曾经兴旺和繁荣的教会就因为没有做好这一点，导致了教会分裂、倒塌甚至衰亡。这些都是悲痛的教训。

一位70后牧者说：“改革开放后，中国教会发展到今天大约有40年的时间了，那一代兴起服事的牧者们当时大约都是20多岁的样子，差不多40年过去了，他们也有60多岁左右了，中国教会又到了要再一次考虑新老交替与传承的时候了。”他坦言说，现实是其实还没有多少人开始考虑这样的事情。当下教会里存在一个现象，就是许多牧者更加看重教会外在人数、堂会的增长、小组的牧养等等，反而忽视了教会传承的软实力——接棒人的培养。

因此，愈来愈多有见识的牧者发现培养人才要趁早，上一代人也需要有良好的心态，高风亮节做好交棒工作。一位北方的陈牧师提醒说：“万万不可等到需要交接时，才想着找人。那时候你可以交给谁呢？找不到合适的人，也不能任意抓出来个人就交给他啊。况且领袖也不是一两天就能培养起来的。”

除了培养教会和牧者的接棒人，如何把信仰传承给下一代也是不少教会和基督徒家庭当下的痛点之一。教育的内卷、心理问题的攀升、信二代的流失等因素更是加剧了这一问题。有牧者同工观察到，近年来青少年事工、大学生团契和主日学等事工被弱化，由此导致的很多后果和问题正在显露出来，这都关乎到信仰传承的问题，亟需重视。

“10年，20年后，你的孩子是否还是基督徒？是否敬畏上帝？是否还去教会？”华南一位城市教会的牧者曹保罗牧师对会众发出这样的提醒。近来，越来越多基督徒父母开始意识到，在信仰上教导孩子的第一责任人是父母，而不是教会。一位从事青年事工的华东地区的传道人陆姐妹强调说，信仰传承不仅是教会需要做的工作，同时也需要家庭的参与，唯有教会和家庭的共同努力才有信仰传承的可能性。

也有牧者敏锐的观察到，现在青年一代信仰传承的艰难只是问题开始暴露出来，信仰传承的断层其实从中年基督徒这一代就已经开始了，这一代不少人的信仰渐渐落到一种表面的仪式里面，只有宗教的外在，却失去了信仰的内在；空有头脑的信仰却活不出真实的生命。来自南方一教会的牧者约书亚弟兄看来，中国教会的传承问题非常严重，至少比很多人所认为的严重得多，如果想要解决这个传承问题，那就需要所有人都付出相当大的代价。

2. 营商领域良莠不齐

因为疫情等因素的影响，过去几年开始经济下行，基督徒群体的收入也自然而然受影响，由此也影响教会的收入，间接使得不少一线牧者同工的经济状况变得更为艰难，养家糊口、子女教育的基本需求都存在着或多或少的缺口。

在此大环境下，有的教会开始看到营商的重要性，认为这不仅关注到教会的生存和持续发展，同时对宣教也可以起到促进作用，因此有的教会开始涉足商业，同时也有一部分的基督徒和牧师同工陆续涉足日常消费品、微商、大健康等一些门槛较低的领域。这一方面基于现实需要，值得理解，但一方面在现实操作中又存在着不少泥沙俱下、良莠不齐的乱象。比如有的推销的产品质量堪忧，有健康调理项目的宣称各种疑难杂症都能治，甚至出现有教会被传销或直销冲击而导致信徒利益受损、教会分裂等案例。事实上，这样的问题并不仅仅在基督徒群体中存在，过去10多年来，社会上传销、直销、微商、大健康等行业存在许多忽悠、欺骗等乱象，作为社会组成部分之一的宗教也难免受其影响。

如何处理好教会与商业的关系，尤其是教会主体和商业如何保持独立和互助的健康关系？这是一个当下真实的挑战。而许多教会也需要建立更为完善的薪资和福利制度来帮助一线的牧者同工可以更为从容地面对经济的压力。同时中国教会需要面对并且正确教导关于钱或者与钱相关的真理，信徒的认知需要被更新。穷就是属灵、圣俗二分、钱是罪恶等观念需要被更新，什么是正确的金钱观，圣经如何看待金钱、看待一个人拥有的东西等教导需要被正确教导。同时也要清晰知道，钱确实会带来试探，需要警醒小心的看待和使用。